阿里河虽然是旗政府所在地，但人口没有大杨树多，考生也少。等候在考点外的家长，简单寒暄后，很快便熟络起来，他们大多都来自大杨树，用各自孩子的名字介绍自己。
6月7日这天，鄂旗的最高气温升到了接近30℃，开始有了高考的感觉。考场外，办手机卡的摊位和一家整形机构支起两顶帐篷，提供一些塑料椅子。母亲们聚在这里，谈论的多是孩子的学习，还有未来的工作。
有人担心自己孩子偏科，“有一科秃噜，成绩哇就下来了”，有人对谁家的孩子“分配”到了哪儿津津乐道。
男人们站在树荫下，或者干脆就在太阳底下晒着。孩子是妈妈的事，他们似乎更愿意分析今年的收成，预测粮价的涨跌，或者中美关系的走向。但只要有人开了头，话题会立刻转移到孩子身上。
“小家伙啥都不跟我说，咱也不知道孩子的想法。”一个男人笑着自嘲。他是个年轻的父亲，穿着T恤和牛仔裤，黝黑的皮肤和指甲里的泥土，证明着他庄稼人的身份。
接着，男人就自责起来。他是大杨树邻镇人，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在大杨树陪读，上面还有父母，“都靠我一人养活”。平日里，他待在屯子里守着田地，农闲时就开着四轮子“收铁”（回收废铁）。
“我对孩子的学习关心太少了。”高考前，他向妻子了解孩子的模考成绩，得知在本科线附近徘徊。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初中毕业后父亲就让他下学，“想抱孙子”。现在，“孙子长大了，搞不好还是得种地。”
说什么都来不及了。“考好了给你宰只羊”，他用自己的方式鼓励儿子。
事实上，在不少家长眼里，种地也是一件不错的营生。
大杨树镇的面积相当于一个中部县的大小，这里的田地用“垧”来计量，一垧相当于15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现在这代中年人的父辈，陆续从东北其他地区来到这里拓荒。开垦到哪里，田地的边界就在哪里，少的十几、二十垧，多则上百垧。
这里雨水充沛，不用灌溉，肥沃的黑土地几乎是全国最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地方。庄稼种下，“喷点药就完事儿”，一年下来，“忙里忙外也就两个月的时间”。
去年大豆涨价，一垧地净收入7000元左右。就算遇到坏年景，一垧地也能落下3500元的国家补贴。
“只要有点儿地，整天除了喝就是玩。”一个在考场外等候的男人如此形容自己的生活，“镇上那些走道儿不利索的、坐轮椅的，都是喝酒喝的。”
他似乎对这种状态不太满意，又无力走出。
“咱们这代人能对付过去，下一代人咋办？”他看着考点的大门，声音低沉。
有时候，让年轻人接班种地，也是件一厢情愿的事。那个年轻的父亲担心，现在的孩子没下过地，“种不好”，也不愿意当一个农民。
他曾威胁过儿子，上不好学就回家种地。儿子告诉他，“只要把地给我，我马上给你卖了”。
王全友没有参与这场讨论，他一直站在墙角，沉默着。他家只有17垧地，自己干了半辈子，勉强撑起了家庭，下半辈子的路，一眼就能望到头。
他倾尽全力，希望孩子能有更多可能性。他和妻子都赶到阿里河陪考，面对儿子，他们努力保持从容，尽量露出笑容，但又不知道要说什么。
这两天中午，王全友来到同一家餐馆。每天他都点三碗冷面，要份免费的咸菜，解决一家三口的午饭。
二中
在呼伦贝尔市，大杨树二中是仅有的一所公办乡镇高中。
镇上很多人都能讲出这所学校的辉煌历史，那些故事总能与清华北大，以及另外一些如雷贯耳的大学名字联系起来。
这里的升学率吸引着整个鄂旗，还有隔壁旗几个乡镇的生源。就算哪个班级出现了来自200公里外甘河林业局的同学，也不会有人为此感到惊讶。
除了高中，镇上还有5所小学和4所初中。超过1万名在校生，让大杨树成为鄂旗当之无愧的教育中心。
大杨树街上，“三蹦子”（三轮摩托车）是最常见的交通工具，一共有1.2万多辆。它们统一刷成红色，再装上车棚，去镇子任何地方都是3元钱。这些“出租车司机”里，很多都是陪读的家长——做饭之外的时间里，这几乎是最灵活的生财之道。
到了冬季，这里的天下午3点多就会黑透，二中的学生们要上7个小时的“夜间课”。换作其他东北小镇，这样的季节里，晚上7点后街上就很难见到行人。但在大杨树，每天晚上9点半晚自习下课时，二中门前那条路都会堵车，围满接学生的家长。
一部分学生不会回家，而是要赶去上晚上10点到11点的补习班。在广袤的大兴安岭森林里，这里可能是为数不多还在亮灯的地方。
大杨树仅注册备案的校外培训机构就有19家。一座名叫“学府佳苑”的小区，底商的LED广告屏上，正滚动播放着“提分班”的热线电话。实际上，哪怕在镇上某条偏僻街道，也能找到挂着“××教育”招牌的补习机构。
教育也带动了大杨树的房地产经济，几栋在建的新楼盘，都不约而同地选址在二中附近。陪读家长一般会在镇上买下，或者至少租下一套房子。离学校近的最紧俏，通暖气的楼房租金需要9000元一年，车库也可以住人，要8000元，7个月的供暖费通常要租户承担，7000元。
只要离学校足够近，就连没暖气的平房也会抢手。王全友租住的平房，每年租金6000元，烧煤要3000元。若是普通年景，他一年能收入7.5万元，王飞虎补3门课，一年的补课费需要3.5万元，再加上一家人吃穿，剩下不多少。
但是，每年只有秋收，卖了粮食后才能拿到现钱。他们往往先把田地抵押给银行，拿到贷款，把儿子补习班的钱交清，再用来年的粮款把贷款还上。
在这个围绕着教育运转的镇子里，二中校长苗孔新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在大杨树做了十几年中学校长，开始在林业中学，那时的林中和二中还是旗鼓相当的对手。
后来，很多南方城市的学校带着“安家费”“人才房”找上门，一些经验丰富的班主任和骨干任课老师一起“组团”出走。
再后来，林中没落，高中部并入了二中。他刚调去二中，又遇到了生源问题，镇上每年中考前100名，会被市重点高中“掐尖”录取走，哪怕这部分学生要到500公里外的海拉尔或者牙克石念书。他的一位好朋友，女儿考上了呼和浩特的重点高中，离家近2000公里，“比上大学都远”。
作为一所乡镇高中，师资的问题依然没能解决，去年学校招聘物理教师，结果报名数不到3人，最终因为达不到开考条件半途而废。
在学校里，苗孔新是那种让学生们“讨厌”的校长，上课时他经常突然面无表情地出现在窗外。下课时，看到调皮的孩子，他也会忍不住训上两句，“把聪明劲儿都用到学习上”。
去年，有很多中小学都放了假，他坚持照常上课。有学生在网上发帖抱怨，他被叫去教委谈话，他理直气壮，“你们又没发通知让停课，怎么能随意放假”。
“这边不比内地，我们节奏慢，生活过得安逸，学生们就没什么压力。”他知道学生都害怕自己，但又坚持那样做得对。
得知学生们评价“校长很负责任”时，他有些惊讶，然后点了点头，笑着不断回味。
他相信升学率是对孩子们最好的回报。去年，大杨树二中的本科上线率是72.2%，这个数据几乎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两倍。
南方
高考结束，学生们需要真正思考“去哪里”的时间到了。
早有人盯上了这门生意。考试那两天，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成为考点外的焦点。他声称自己是一家停产厂子的车间主任，已经钻研高考志愿十几年，在现场推销志愿填报服务。
在围观家长面前，他并没有着急展示自己的专业能力，而是先谈起了一次南方之行的经历。
“义乌为什么会成为国际物流中心？”他突然向家长们发问，然后扶了扶头上的鸭舌帽，上面印着清华大学的校徽。
这似乎激起了围观者的兴趣，他变得有些兴奋起来，开始向家长们介绍自己在那里目睹的种种“奇观”。他努力解释自己对“南方”的理解，似乎要告诉大家，自己见过真正的南方，了解南方的运行逻辑。
方法奏效了，有些家长频频点头，“人家是见过世面”。不多会儿，他手里的名片就分发完毕。
多远才算南方？可能每个大杨树人都能给出不同的答案。
有人觉得沈阳就算南方，有人觉得南方“至少要过了山海关”，还有人坚持有海的地方才能叫南方。
有时候，“南方”只是他们想要探索世界的渴望。一个女生立志要考到郑州，她没去过这座城市，只是在地图上看到它纵横交错的交通网。
王飞虎想去上海，因为它“最大、最繁华”。他去过最大的城市是齐齐哈尔，那是高三上学期，他起了荨麻疹，爸爸带着他去看病。
“一进市区，我就看到了高楼。”现在提起这段经历，他仍然难掩激动，“我数了数，一共21层。”
在很多家长眼里，“南方”意味着规则和希望。
提起南方人，几乎每一个大杨树人都会承认，“人家就是比咱们这边人精明”。虽然“精明”时常会成为一种被他们嘲讽的特质，比如将它理解为“斤斤计较”，但他们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南方”，“学学人家怎么想”。
王全友支持儿子报省外的大学，他答应儿子，即使考不上上海的大学，也会带他去上海看一看。
那些从大杨树走向南方的孩子，最终也给家乡带来了回报。几个二中的毕业生，在南方读完大学后，又回到二中任教。曾经坐专列去高考的学生，如今成了火车站的售票员和站务员，为这趟列车服务。
一群当年考到北京的学生，在牵线北京西城区与鄂旗的对口扶贫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高考过后，大杨树又恢复了宁静，二中校园的高三教学楼没有了读书声，黑板上的高考倒计时停留在了“1天”。一位毕业班班主任更新了微信签名：在电脑里新建了一个文件夹，准备迎接下一届学生。
火车站的汽笛声还是会准时响起，大杨树站客运主任程显敏也恢复了重复且琐碎的工作。两个月多后，大学开学季就要到来。他相信一定会有许多新面孔，他们从这里出发，踏上新的人生旅程。（记者杨海文并摄）
（文中王全友、王飞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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