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冰冰一直记得那块肉——她9岁那年中秋节，奶奶买了肉，挂在地窖里，要等爷爷回家才能吃。她一直等，爷爷没回来，肉臭了，她大哭一场。为了多吃肉，她和奶奶在村子里吃席，会在腿上放个袋子，一边吃，一边把肉夹进去。
对这个出生在黑龙江鹤岗绥滨县一座农场的女孩来说，世界最初只有场部那么大，3小时就能全部逛完，“天很矮，喘气很费劲”。母亲离开了家，父亲也不太管她，她和爷爷奶奶住在一间30多平方米的屋里，蟑螂、苍蝇很多。每晚睡前，为了防虫，她要用纸塞住耳朵眼儿。
2003年，董冰冰16岁了，去城里读高中，才第一次见到火车、商场、图书馆、公园，还有穿着牛仔裤和短袖T恤的年轻人。
董冰冰回忆，从那时起，自己开始渴望坐着火车去往远方。后来，她真的离开了家乡。她上大学、读研究生，还“北漂”过。在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她办了一所教育机构，花了8年，从只有5个学生，发展出能容纳1600人的3个校区。新冠肺炎疫情和“双减”背景下，她还在努力寻求转型。
这是一个底层女孩的故事，35岁的董冰冰觉得，故事里的自己是个幸运儿。
“我憎恶的不是特权，是拥有特权的人不是我”
董冰冰是逐渐认识“贫穷”的。
她最初的理解是“买不起想要的东西”。小时候，同学夏天穿皮凉鞋，她穿球鞋。爷爷花10元给她买了一双布凉鞋，她觉得寒碜，宁可脚被球鞋捂出水泡，也不愿意穿。看到同学骑漂亮的自行车上学，她磨着奶奶买，奶奶给她买了一辆改良版的“28”自行车，她觉得“又大又丑”。
她上初中时，贫穷带来“我和别人不一样”的感觉。有个男生对她有好感，每天等她放学回家，请她吃巧克力脆皮雪糕。她也想买一支作为回应，但身上掏不出一分钱。
回想那段少年时代的朦胧情愫，董冰冰觉得，那个男生身上有一种“轻松感”，他总有新衣服穿，每天笑呵呵的，看起来没有烦心事。“我成绩再好，也不能跟人比。”她越来越感到自卑，总躲着那个男孩。
董冰冰读高中时寄宿在学校，她很开心，自己不用放学回去就干家务活儿。没课时，她喜欢和朋友逛公园，用攒下的生活费滑旱冰，觉得“呼吸顺畅了些”。
直到有一天，学校要向学生收取一笔1500元的费用。董冰冰的爷爷给人理发，一次3元，每个月给她寄300元生活费。父亲很少给她钱，她向母亲求助，母亲又让她找父亲。她撂下电话，决定弃学。
“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因为1500元失去选择人生的机会？”董冰冰说自己那时意识到，“贫穷可能断送自己的前途”。
最终，还是班主任帮她解决了这笔费用的难题。董冰冰努力学习，考上省内一所二本院校。那是2006年，在她的印象中，学校所在的那座地级市“天空灰蒙蒙的，建筑老旧”，农用车“哒哒哒”地驶过水泥马路。
据该校一位教授统计，她接触过的3000多名学生中，至少三分之一是贫困生，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和农村，有一小部分学生来自哈尔滨市区。
在同学中，董冰冰依然能感觉到“差异”。有一次，老师布置作文，题目是《什么让我自信》。有人写照镜子，她觉得“扯淡”，认为那位同学“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还有一次，室友用牛奶做面膜，她很不屑。
多年以后，董冰冰在经济上实现了自给自足，回忆大学时代，她说：“我那时没有时间感受生活的情趣。”相比物质贫穷，董冰冰觉得最可怕的是精神贫穷。
读大学期间，她每月至少打3份工，当过服务员、家教，课余生活“不是在打工，就是在去打工的路上”。如今，她为大学打工的时间赶到惋惜，觉得自己更应该多读书。但那时，“只有钱能给我安全感”。
董冰冰到北京实习，她曾在一家文化娱乐公司干“行政”，也在一家门户网站当过电话客服，都没干多久。她自称像一个脆弱的空壳，“装着一个谁大喊一声都能给人跪下的灵魂”。她认为这种怯懦源于“从小没有合格的家庭教育”。
她想起小时候，在村里的酒席上把肉装进口袋，所有人都能看到，奶奶却并不制止她。还有一次，她和奶奶去赶集，想吃烤肠，奶奶不给她买，任由她在地上哭着打滚。
董冰冰反思自己，上大学，看到有人通过“走后门”拿到奖学金，她愤恨不满：“我们是贫家子弟，什么时候有出头之日？”后来她当了团支书，有权分配助学金，马上感受到了“手握权力的窃喜”。
作为团支书，她会努力帮贫困生争取奖金，另一方面又希望得到他们的感激。曾有个贫困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哭，指责她分配不公平。她内心经历了长时间的煎熬：“我从对方身上看到了一部分自己，把施舍和同情视为应当，得不到就怀恨在心。原来我憎恶的不是特权，而是有特权的人不是我。”
“抓住每一个能被看见的机会”
在艰难的生活中，董冰冰学会了一套生存之道。小学老师问有没有想对老师说的话，她说，我没有妈妈，看到你就像看到了妈妈。还有一次，老师问她，作业为什么写得这么好？她说我不知道，我得在天黑前写完，因为奶奶怕开灯费电。如今她坦承，这么说是想“被优待”。
她渴望走出底层，上二年级时，她看电视剧里的北京孩子从学校出来，捧着书，腰板挺直，她也要求自己走路挺胸、抬头。有人说她来自农村，她不高兴，强调“农场”。她期盼去“富饶、多元的大城市”，高中时去了一趟鹤岗，她坐在公交车上，一直望向窗外，看到很多商店、人、车，“挺有都市的感觉”。
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有水平的人”，她总想考第一名。在大学，她努力抓住每一个能被看见的机会。课堂演讲，为了讲得别开生面，她在图书馆查论文，练习讲稿上百遍，吃饭时练，打完工骑车回校的路上也练。
有一段时间，她迷上了洋气的爵士舞。学校举办晚会，她毛遂自荐跳开场舞，但她没学过舞蹈，去哈尔滨找朋友学动作，回来选曲，照着网上的视频练。
她特意挑选有技术难度的动作，“让人把目光聚集在我身上”。她说服班里十三四个女孩一起上场，手把手教她们，往10元一件的舞蹈服上缝各种颜色的亮片。跳舞时，她站在C位，穿着短裤、皮靴，烫着大波浪卷发，全力扭动，“觉得自己可美了”。
她说，跳爵士舞是为了证明“我不是一个土妞”，而四处打工则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一个穷人”，她每月打工收入两三千元，常请同学吃饭，“可以在他们面前横着走”。
董冰冰选择“北漂”的那一年，全国高校毕业生630万人，北京高校毕业生有21万多人，相比之下，一个来自偏远地区的二本学生显得毫无竞争力。她找了一个多月工作，有一天走出地铁口，赶上晚高峰，在人群中感受到巨大的压迫感。她低头坐在路边花坛，看到无数鞋和脚，“觉得所有人都在看我落魄的样子”。
离开北京后，失落的她参加了黑龙江省的公务员考试，渴望用编制证明自己，结果落榜。她又去一所高中当代课教师，一年后转正，每月工资3000多元。
她和别人合租，不停搬家。为了多挣钱，她又开始兼职、打工，仿佛回到大学时代，“人生原地踏步”。在职场中，她很少受到重视，发现编制“也没有想象中的好”。
董冰冰说，刚回哈尔滨的一年多是她人生中的“至暗时刻”，“急于求成，随波逐流，心理素质越差，做选择越轻率，陷入恶性循环”。
转折点在2012年到来。她考研“上岸”，进入黑龙江大学。这个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的女生称黑大为“思想栖息地”，沉浸在文学的世界里，建立了系统性的知识结构，“学会深度思考”。
其间，家乡的亲人3次向她借钱，第一次是5000元，第二次是6万元。第三次，亲戚向她借10万元，董冰冰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家人当成“提款机”了，于是拒绝。
“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只要我能占住理，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觉得扬眉吐气。”董冰冰一向认为自己口才好、善于共情，适合做教育，便去教培机构、高中、大专院校代课。在教培机构，教学、招生、运营，她都愿意干。一年后，她不仅熟悉了课程内容，对学校一年消耗多少粉笔、招生广告用了多少张A4纸都一清二楚。
当时，哈尔滨教培市场火热，几乎没有孩子不上辅导班，“经济条件最差的也至少上一科”。看到所在辅导班都是兼职老师，没有核心竞争力，还能不断招到学生，她决定创业。
有些问题，可以用更有力量的方式解决
在董冰冰的丈夫看来，妻子的性格适合创业，“给人打工也是玩儿命干”。有一段时间，董冰冰在一家地产公司做行政助理，因为工作努力，接连受到老板表扬。同事说，你这么拼命，我们没法干了。去餐厅、美容院，董冰冰会观察对方如何营销、服务，留意前台布置的每个细节。
创业起步期，她在一栋民宅里租下两间屋子，白天去附近小区、学校门口发传单招生，晚上睡在客厅的一张床垫上。开张一个月后，她才迎来第一位“客户”。
她很珍惜，安排老师一对一给这个男生补课。知道孩子喜欢电影，她陪着看，还买肯德基给他吃。感受到老师的关爱，男生成绩进步很快，“客户”又把女儿送来补课。
一年内，辅导班的学生增加到30多个，挣了10万元。2015年，她研究生毕业，决定继续创业。“我已经强大了，编制不再对我有吸引力。”同学夸她厉害，毕业前就结婚、生娃、创业，解决了人生大事，她暗自开心，“我从底层突围出来了”。
她的目标变成“做一个能控制自己命运的人”。
2017年，董冰冰试着“突破重围”。当时，学生增加到70人，学校空间不够，招不到理想员工，继续做下去，只能原地踏步。董冰冰决定把学校搬到哈尔滨南岗区的中心地带，扩大学校规模。
起初，董冰冰去一些网络兼职群里招教师，“找嘴皮子利索、价格便宜的”。但教师招来后不断流失，她意识到，学校要想长期发展，必须打造一支全职且稳定的队伍，但这意味着学校要付出更多精力和金钱。
“是考虑短期利益还是长期发展？”思前想后，董冰冰还是决定亲自招聘、培训，并将教师工资占营收的比例提高到60%，吸引了一批人才。
这支成熟的队伍帮她扛过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当时，学校从开网络会议、培训家长和学生，到线上课发布，只用了14天时间。
这位“校长”善于反思，有一次，她当着一位年轻教师的面，严厉斥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