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坚持长期抗战，当时的重要任务是：抓紧日军未及占领县城的大好时机，迅速拆墙破路，实行坚壁清野，打狗藏粮，造成平原的“人山”。李松霄工作积极负责，细致扎实，主持召开战委会和县、区干部及各群众团体的各种会议。举办小学教师训练班，明确提出任务和要求，并组织督促检查。他亲自去各区检查，只要是对抗战有利，哪怕是一件小事，他也一抓到底。
李松霄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开明士绅、进步人士及国民党进步人物。他亲自拜访贾筱庭、国海亭、赵仲海、国桐梧等，向他们讲形势、讲抗战道理，争取他们出钱、出力支持抗战。他推荐国海亭参加抗日政府，当财政科长、秘书，后任参议会参议长。国海亭工作十分积极，为抗战作出了贡献。国桐梧原是国民党党员，李松霄反复向他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一致对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他深受感动，决心跟共产党走，团结抗日。后来国桐梧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这与李松霄的细致工作是分不开的。当时，冀南五专署所辖大部分县出现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县政府”，而武邑没有出现，这与武邑县党的统战工作做得好，有很大关系。李松霄对这一工作是有贡献的。
1939年初，组织上决定李松霄任武邑县政府县长。1939年2月14日(旧历腊月二十六)，日军飞机扫射武邑县城，县级各机关、团体立即撤出县城，转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当时，日军在县城抢掠两天后暂时离去。李松霄、孙森甫(县委书记)、牟海秀(县游击大队副大队长)李玉珩(县妇救会主任，中共党代表)等利用这个短暂机会回城看望受难的老百姓，召开了群众大会。李松霄代表县政府和全县同胞慰问群众，登台演讲。他慷慨激昂，愤怒揭露敌人的罪行。他讲的内容是“三个记住”、“两条希望”。即：一要记住，日本鬼子是外国人，是仇人，是敌人；伪军是帮凶，是坏人，他们是来杀人抢东西的，他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一定要失败。二要记住，我们是中国人，是同胞兄弟，不要当伪军，不要为敌人真心办事，自己人不打自己人，要齐心打鬼子；我们保家卫国，打的是正义的战争，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三是要记住，我们出城是为了长期抗战，在县城内打游击，和老百姓同生死共患难，终有一天日本鬼子会被打败，县城会解放，我们一定会再回来的。两条希望：第一，希望大家要把眼光看远一点，战争是长期的，要有胜利信念；第二，希望同胞们要帮助县政府、县大队打击敌人，军民永远一条心，我们相信城内老百姓，城内的老百姓也要相信我们，有困难可以出城找我们。
他的演讲，深深打动了站在雪地广场上的群众，人们聚精会神，侧耳细听。他的演讲，鼓舞和教育了在场的群众，使大家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奠定了开展城区工作的思想基础。
李松霄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吃住和大家一样。他心胸宽阔，性格爽朗，富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艰苦危难或重大挫折面前，他对大家总是循循善诱，予以启发鼓劲。他主持的大会时，会场气氛总是十分活跃。他指挥大家唱革命歌曲，经常领唱的一支歌是《大刀进行曲》。1936年春节，是游击战争生活中的第一个春节，县政府住在李小庄。清晨，有吃的饺子，有的刚下锅，有的正在包，突然接到通知，有敌情，到村西集合。县政府机关和县大队按顺序站好等县长讲话。这时，老百姓牵着牲口、背着包袱、抱着孩子，纷纷向村外逃去。站着队的人们也有点紧张，可李松霄从容镇定，等各单位清点完人数，他和往常一样，仍然面带笑容幽默地对大家说：“同志们，不要怕，这是小鬼子给咱们拜年来了，由县大队还礼，咱们出发！”进入交通沟后，他时而在队列的前面，时而又到队列后面，及时鼓励大家，大家很快的稳定了情绪，不知不觉的到达了转移地点。
为了适应残酷的对敌斗争形势，精简机构，深入下层，根据上级指示，县委、县政府在赵桥召开紧急会议，主要内容：一、再次宣布专员不再兼县长，已委任李松霄任县长，县政府改为“武邑县抗日游击政府”。二、群众团体各自独立，撤消战委会。三、建立、充实县、区武装，李松霄兼任县大队队长，各村成立抗日民兵组织。四、调整区划，调整干部，建立健全村政权。五、深入进行抗日宣传，广泛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参军参战，提出“抗战高于一切”，“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有枪的出枪”，“全民动员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这次会议是出城后的一次重要会议。
赵桥会议后，县领导机关立即分两路活动：一路由姜德昌、刘漫谈带领县委机关隐蔽在农村，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另一路由孙森甫、牟海秀、李松霄、李玉珩等带领县大队公开活动，扩大影响。这样一来公开和秘密相结合，地上和地下相结合，更加深入全面地开展了抗日工作，发展了大好的形势，如在对敌斗争中，主要是组织动员群众把敌人强迫修的炮楼、挖的封锁沟，夜晚把它们再予以破坏。后来又组织了大规模的对德石铁路的破击战，斗争如火如荼，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迟滞了敌人修通德石铁路的计划。
1939年秋，县参议会召开了全县干部群众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李松霄为民选县长。这也是当时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需要。
李松霄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曾不顾个人安危搭救同事。1939年冬，桥头一带驻有顽军石友三部，他们口喊抗日实际和敌人勾勾搭搭，专和抗日民主政权搞摩擦，捕捉抗日干部。一次他们以不供粮食为借口，将六区区长甄林风等抓了起来。李松霄得知后，当即以抗日县长名义写信，派国民党员国桐梧、赵仲海持信前去石部交涉，让他们放人，但未奏效。于是李松霄亲自带一名警卫员前去谈判，他义正严词，据理力争，方使甄林风等人获释。尔后，他组织全县人民进行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宣传教育活动，有力的鼓舞了人民抗日的士气。
李松霄工作活跃，扎实正派。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县党部女干部李紫英从敌战区回来要求参加妇救会工作。当时经研究，对这个来历有问题的人虽有怀疑，但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抗战，还是将她收下了。没过多长时间她就缠着县政府机关油印员搞恋爱。不久她又借口有病去天津治疗。过了一段时间，她又回到武邑。这次她追求的目标是县长李松霄，企图用“美人计”腐蚀李松霄。她给李连写多篇甜言蜜语的长信，并多次找李松霄纠缠，企图刺探县大队情报。李松霄识破了他的嘴脸，要求大家提高警惕。李紫英还不死心，一天县大队在紫塔，李紫英闻讯赶来，岗哨问她口令，她心神不定，回头便跑，被警卫人员一枪击毙。武邑县城解放后，在缴获的敌伪档案中，确实记载着李紫英是顽伪有计划地以美人计打入根据地的特务。
李松霄工作作风扎实，讲究实际，处处以身作则，在武邑县的干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
1940年1月，他被提升为冀南五专署专员。当时五专区的地形十分复杂，条件十分艰苦，铁路、公路沿线均为日伪军占领，并在不少的村镇修筑炮楼，设置据点。同时在枣强县等地敌人还唆使地方土劣绅。利用群众对抗日政权不了解、迷信落后的特点，使用威逼利诱的卑鄙手法，组织所谓“日坎会”、“六离会”等，驱使他们与抗日政权为敌。专署的主要任务就是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抗击日军，打击伪军、伪政权，并分化瓦解被敌人利用的迷信落后组织，建立巩固的革命有机根据地。在地委的领导下，李松霄在这些方面进行了很多工作。日军为割断冀南四、五分区的联系并掩护德师铁路的修建，强迫群众挖掘由郑家口至冀县的一条隔断深沟，沿沟修有碉堡防守。5月中旬，地委书记王泊生和李松霄率地委、专署机关干部到隔断沟一带发动组织群众，配合部队拔除沿沟敌伪据点，平毁隔断沟，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直至日军投降前，未再修成此沟。
1940年冬初，冀南五军分区部分部队到枣南县敌人据点卷子镇附近活动，不幸遭到“二坎会”等反动会道门的围攻。一些受日伪蒙蔽很深的道徒们气焰十分嚣张，认为他吃符念咒，有“金身护体”，可以“刀枪不入”，不听劝告，竟毫无顾忌地鸣锣击鼓、乱喊乱叫，一齐向战士们围攻过来，抬枪就刺，举刀就砍，甚至抢夺战士们的枪支。在此极其严重的情况下，战士们为了自卫而误伤了一些受蒙蔽的道徒。为了迅速挽回不良影响，分化瓦解道门组织，进一步教育群众，李松霄和军分区司令员赵义京不避危险(踞敌据点只有四五里路)，带领部队于当天下午即到发生事件的一些村庄，逐庄看望受伤亡的群众家中慰问。同时召开群众大会，李松霄讲话，说明八路军和抗日政府的性质和任务以及与老百姓的关系。他语重心长地说：“老乡们，上午我们本来是打鬼子汉奸的，却和老百姓发生了误会，真是万分痛心。更痛心的是死伤的都是我们农民兄弟”。他又提高了嗓门问道：“这些老乡是怎么受到伤亡的呢？误信了‘刀枪不入’的骗人鬼话，才与八路军作战而致伤亡，今后千万不要再上当受骗！”在场的群众都认识到确实受了骗、上了当，被敌人所利用，后悔莫及。同时，对赵司令、李专员不怕危险，二次返回进行慰问、抚恤以及真诚的讲话纷纷表示了赞成，并自动交出了刀枪、八卦衣帽，解散了坛会。
从此，这一带反动会道门组织便大为收敛，绝大部分不再与八路军为敌，冀南五专区的抗日力量更加发展壮大了。
1941年夏，李松霄奉命赴太行山中共北方局党校在职学习。本可得以深造，回来做出更大的成绩，但不幸于1942年6月6日在反“扫荡”中光荣牺牲，时年仅31岁。
